人们告诉伯尼，她唯一的指望就是接受乳房切除手术。她在一封写给妹妹艾斯特的信里，回忆了这场磨难：“恐怖得超越一切描述。”即便是现在，读起来也让人难受。9月的一个下午，伯尼的外科医生安托万·杜布瓦(Antoine Dubois)带着六名助手(四名其他医生和两名学生)来到她家。一张床搬到房间中央，还腾出了周围的空间让团队工作。
“杜布瓦先生把我放在床垫上，朝我脸上铺了一块白手帕。”伯尼对妹妹说，“但手帕是透明的，透过它，我看到床架旁立刻围过来七个人和我的保姆。我拒绝被他们按住，但这时，透过布的亮光，我看到闪烁的钢刀——我闭上了眼睛……当那可怕的钢刀扎进我的乳房，逐一切过静脉、动脉、肌肉、神经，什么也无法阻止我放声喊叫。在整个切口期间，我连绵不绝地尖叫——尖叫声没把我耳朵震聋，几乎让我惊讶，这痛真是酷刑……我感到手术刀绕了一条曲线，切割着肌肤的颗粒——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而肌肉有力地抵挡对抗着施术者的手，使后者疲惫，不得不从右边换到左边——接下来，我想，我一定死了过去。我再也不想睁开眼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