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黄遵宪在驻英使馆任职时，薛福成在驻法使馆任职行将期满归国，这时黄遵宪把《日本国志》寄到巴黎，请薛作序，并致意云：“方今研史例而又谙于外国形势者，无逾先生，愿得一言以自壮。”薛乃为之序，时在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序文称赞《日本国志》是一部“奇作”，“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序文论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形势和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前景时说：“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富强之机，转移颇捷，循是不辍，当有可与西国争衡之势。其创制立法，亦颇炳焉可观，且与中国缔交遣使，睦谊渐敦，旧嫌尽释矣。自今以后，或因同壤而世为仇雠，有吴越相倾之势；或因同盟而互为唇齿，有吴蜀相援之形。时变递嬗，迁流靡定，惟势所适，未敢悬揣。然使稽其制而阙焉弗详，觇其政而瞢然罔省，此究心时务、闳览劬学之士所深耻也！”这是强调了了解中国近邻日本历史与现状的重要。序文最后说：“速竣剞劂，以飨同志，不亦盛乎！他日者，家置一编，验日本之兴衰，以卜公度之言之当否可也。”[57]作为史家和外事活动家，这些话是意味深长的。果然，薛序墨迹未干，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次年，《马关条约》签订，舆论哗然，国人震惊。随着洋务破产，西学沛然而兴，改良呼声日高。然而，“百日维新”失败，东西列强串通，改良自强之梦终于破灭，于是乃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兴起。这一段历史风云反映在史学发展上，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之史学理论和历史思想的提出，梁启超和章太炎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中国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他们比魏源、王韬、黄遵宪更向前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