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姐炒粉店在三角街顶口，店不大，十几平方米的样子。天气转暖，店外也支起桌子。两张并行，另一张离店门远些，孤零零的，我习惯坐那儿。屁股刚落，红姐便从店里出来，好像她就在门口候着。她如往常那样打招呼，来啦？然后抓着抹布擦拭桌子。我知道她刚刚擦过，桌面十分干净，但她知道我的习惯，总要再擦一遍。我的目光从她汹涌的胸前划过，落到马路对面的树上。我挺无耻的，但我不下流。虽然我说不上无耻和下流有什么区别。
不一会儿，红姐给我端来一盘细粉、一杯白水。我吃葱姜却不吃大蒜韭菜，这些红姐都知道，不需要我特别交代。炒粉店是她两口子开的，那个瘸腿男人，瘦得像根柳条一样，多半时间在后厨，很少出来。算起来，我吃了五年炒粉，见那个男人不超过三次。我只知道这些。没必要知道太多，对不对？虽然我想知道。
红姐少收一块钱，昨天她没零钱，我说算了吧就离开了。我确实想算了，一块钱半个苹果都买不回来，何况——红姐显然不想算了，她惦记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