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和丹的公司策略非常简单。他们对于控制成本非常警惕，对去中心化的企业结构坚信不疑。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每个关键的决策都需要由他俩或是企业总部的一部分分析师来出马制定。他们将聪明、正直、努力肯干的人才招入公司，将这些人安排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然后给予他们完成任务所需的支持和自主权。他们在自己的时间上极尽慷慨，在需要时总能出面。因为这个原因，为两人效力的高管们总能清楚掌握他们的优先事项，而他们的专注，也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专注的条件。
1988年2月，我们来到卡尔加里进行冬奥会的播报。如事先的协商，制片总监由鲁尼担任，而我则是高级节目总监。这就意味着，在冬奥会漫长的筹备过程中，所有赛事转播时间的复杂安排、与奥运组委会和全球各地政府的沟通和协商，还有赛前播报内容的规划的协助工作，都要由我负责。比赛开始的几天前，鲁尼来到卡尔加里，把我叫到了他的套房里。“来吧，”他说，“跟我说说情况吧!”
距离上次我们共事已过了两年，但我瞬间感觉到一切都没有变——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我们计划好在开幕式的前夜播放一段三小时长的冬奥会预告，几周以来，我一直在努力让鲁尼把注意力放在这件事上。在节目预定播出的前夜，他终于在到达卡尔加里之后把预告片看了一遍。“整个片子都不对，”他说，“既没有激情，也没有冲突。”一队人马彻夜奋战，把他提出的改变悉数落实，也赶上了播出的时间。毋庸置疑，鲁尼是对的，他在讲故事上的直觉仍一如既往地灵敏。但以这样的方式起步，不仅给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又一次让我们看到，如此多不必要的压力和低效，都是因为某个人不愿给出及时的反馈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