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开始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做探索性的研究，于1992年发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2]一文；199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998年出版了《史学志》（《中华文化通志》之一），其中有“历史观念”和“史学理论”的专章。当然，这些研究所得都是极初步的，它们只是表明：这方面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继续研究下去的。
一、多种存在形式
中国古代史学拥有厚重的历史理论遗产，它主要表现为三种存在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作为史书之构成的一个部分的“史论”；第二种形式，是独立的历史评论专篇；第三种形式，是历史评论专书。多种存在形式，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特点。
又如《左传·隐公四年》记：“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石）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这是针对下述史事发表的评论：卫国人州吁杀卫国国君而自立，卫大夫石碏之子石厚与州吁交往甚密，石碏乃用计杀死州吁，同时派人杀死本人之子石厚，故《左传》作者称石碏为“纯臣”，表彰“大义灭亲”之举。《左传》的历史评论多类此。因《左传》记春秋历史，而孔子为春秋末年人，故《左传》也引用孔子言论来评论史事；从孔子来说，这带有批评时事的性质，而对《左传》作者和后人来说，自也是评论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