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杜甫可以于穷时作《长安行》的诗，若在窘时，也难说。韩愈可以在穷时作《谏迎佛骨表》，若在窘时，也难说。李宝嘉作《官场现形记》时，不知他穷不穷，但要受窘也未必能完成这一部长篇小说。所以“穷而后工”的说法，虽无可非议，事实上是隔靴搔痒。
原载1944年4月25日重庆《新民报》
管言论与管物价
孙哲生先生，在前几天演讲中国必须民主一讲题，说到管制物价与指导言论，以为是恰好因果相反，我们拿笔杆过日子的人，对这种话，当然是十分欢迎。但进一步言之，若说用管制物价的办法来对付言论，我们说话，就会胡说八道。不顾国家民族，像投机商人那样横行无忌，那却是杞忧。我们到底有点智识，有点良心，你不管我们，我们也会爱惜羽毛的。无论如何，我们不会违背国策。何况这是无所谓投机，无所谓黑市的，谁也不肯硬碰硬地以身试法，落个祸从口出。
至于反过来说，用指导言论的办法去管制物价，我们也认为未必是特效神药。因为不必管的人，其中无因素存在，不管也是好的。要管而且管不好的人，必有一个因素存在。不研究这个因素，谁来也是隔靴搔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