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某个人，一开始便作出一个判断：“珍妮应该得到养老金”，接着他又说：“珍妮是罗宾森的孩子，罗宾森的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养老金。”既然这个人的言说包含了一个普遍结论，我们再提醒他信服于一个普遍结论似乎就是多余的了。但这种提醒并非不合时宜。我们会觉得，他的最初判断带有一个承诺，这个承诺比他迄今所知道的任何承诺都要强烈——对一个非个别的普遍结论的承诺而不是对一个（如他的）个别的结论的承诺。他不过是从他为珍妮要求特权到为她父母的所有的孩子要求特权，我们希望有另一个更普遍的结论，作用于后一种要求。认识到这点，这个人会接着说：“珍妮的父亲是在为国家的战斗中受伤致残的，所有这样的人的孩子都应该得到养老金。”只有在这时，我们才不会怀疑，说话的人是在考虑他的“真正”的承诺。当然，我们可能或不能同意后一种结论，而这个人的最初判断并不能使他作出这样的普遍结论。但是，我们可能会认为，说话的人信诺某个或别个非个别的普遍结论，而任何对此没有过多要求的原则必然是孱弱的。我说的仅仅是我们可能会认为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倾向不应被轻易放置一边。
让我立刻补充一句：我的话引出了一个问题。假设在上述例子中，说话的人、珍妮和她父亲都是美国公民；假设这个关心珍妮的养老金的说话人在一个非个别的普遍结论——就它仅适用于美国之外的国家——中没有要求任何好处。他说：“我想限制我的普遍结论，它只适用于我国公民，对其他国家的公民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会认为他在违背他的承诺吗？我们可能会怀疑这能否被不加限制地接受，连同怀疑，如我曾表明的，绝对普遍性的原则能否被不加限制地为人们所接受？这个问题稍后再谈。现在我先假定，尽管可能是暂时的，这些疑团可以被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