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修订本），430～431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2.“鲁迅风”杂文“迂回曲折”原因是多方面的，它还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但进步作家们在阐述杂文这一特点时，更多地还是注意到了杂文自身的艺术规律，并由此联系到了保护作家个性，发展个性的问题。这不但使这场论争具备了理论色彩，同时对以后的杂文创作的发展也富有启发性的。一是如何认识鲁迅传统的伟大意义和捍卫鲁迅传统的问题；二是如何理解文艺大众化问题；三是如何理解杂文的艺术特征和作家的创作个性问题。这三个理论问题在论争中虽然未能给予充分展开和深入讨论，但论争者在理论的阐述上都是认真的，严肃的，同时又富有启发性的。
沈永宝：《关于“鲁迅风”杂文论争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4）。
3.由于“鲁迅风”杂文形成了强大的作者队伍，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因而没有因鲁迅的谢世而消亡，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它仍然十分顽强地活跃在国统区、“孤岛”上海、解放区的延安和哈尔滨。这些作家之于“鲁迅风”杂文，其情结早已作为“集体无意识”深深潜融在作家的心理结构中。他们像鲁迅一样以此作为表达自己对国家、民族的命运的关切之情的最恰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