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道德境界的人“其行为是‘行义’底。义与利是相反亦相成底。求自己的利底行为，是为利底行为；求社会的利底行为，是行义底行为。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33]由此，他坚持“公利即义”观点，认为重义的人必重他人之利和社会之利。人只要有一颗廓然大公的心，就是进入了道德境界。
第四，比道德境界更高的是天地境界。“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在此境界中底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34]它是高于其他三种境界的最高境界；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是具有真正理想人格的“圣人”。道德境界中的人，是以人性的自觉行人道；而天地境界的人，是以天理的自觉行天道。
这四种境界，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人的精神境界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是由自私的小我向大公的大我自觉的过程。大我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主宰，“我”之主宰意识的不断觉醒就是人生境界的不断提高。
冯友兰的“新理学”虽具有明显的唯心论色彩，但在抗战时期却发生了较大影响。这除了他的哲学著作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外，还有两点最为主要：一是它注重共相、一般，反映了抗战时期注重民族国家至上、整体至上的时代需要；二是从逻辑角度看，“他引入了西方哲学的方法论诠释和重建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在体系化、逻辑化方面大大推进了一步，它反映了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融会中西的努力，因而也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