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由于相信儒教，不肯拒绝外国传教，而提出加以保护，其论可谓最为平正。后来教案纷纷，惹起国际问题，若其地方官如曾国藩一般以至公至平之心加以监督，就不会如此了。
同治九年庚午（日本明治三年），日本政府派遣外务大臣柳原前光伯爵请求缔结通商条约，清廷认为，与之缔结对等的条约会有损于威严，加以拒绝。第二年，柳原再来，请求通商，廷议依违未决，垂询曾国藩及李鸿章，问其可否。曾国藩与李鸿章一起陈言，认为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为不得已之事，应当同意与之立约。当时安徽巡抚英翰密奏以不可许其通商，而日清通商条约终于还是签订了，是因为听从了曾国藩的意见，其在清朝外交上也是功不可没。
彻头彻尾和平主义
总而言之，曾国藩对于外交上的大方针，不以权谋术数为主，专以信义而图国家的和平。
而且，曾国藩并非完全不懂外交机略，所以，他在与李鸿章书中写道：
形迹总以疏淡为妙，我疏淡而足以自立，则彼必愈求亲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