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何尚之传》云：先是患货重，铸四铢钱。民间颇盗铸，翦凿古钱以取铜，上患之。
二十四年，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尚之议曰：“伏鉴明命，欲改钱制，不劳采铸，其利自倍。若今制遂行，富人赀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又钱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钱，未知其极。若止于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
中领军沈演之，以为“采铸久废，兼丧乱累承，縻散湮灭，何可胜计？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其数本少，为患尚轻。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案此说非尽实。
用弥广而货愈狭；加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禁虽重，奸避方密；遂使岁月增贵，贫室日剧。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施一令而众美兼；无兼造之费；莫盛于兹矣”。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更铸四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