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56年5月，“双百”方针公布后，《人民日报》等报刊倡言繁荣杂文创作。杂文曾经是王任叔在上海“孤岛”时期参加抗日运动的锐利武器，他自谦是“一副只会写写杂感的材料”。因此宝刀不老的王任叔，短短一年半时间里，有感而发杂文20多篇，分别刊登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上。
王任叔在杂文中，针对社会时弊，鞭挞了以及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治病救人的诚恳态度，向新社会肌体中的疮毒开刀。同时，王任叔也清楚认识到：在新中国，对杂文的运用，必须掌握好分寸。尽管他小心谨慎，但最终仍然被卷进越演越烈的“左倾”思潮漩涡中。其实首先惹祸的倒并不是那些刺向的杂文，而是一篇发表在1957年《新港》第一期上的《论人情》。该篇随笔是王任叔应天津一位老朋友之邀，根据自己几年来对文学作品中“人”的描写的深思熟虑的结果。王任叔这样写道：文艺作品引人入胜的主要东西是人情。而当前的文艺作品，偏偏是政治气味太浓，人情味太少。这就必然地要受到冷遇，政治也因此落空。所以他主张通情达理。通的是“人情”；达的是“无产阶级道理”。那什么是“人情”呢？王任叔提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希望。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可说是出于人类本性的。”王任叔强调如果这社会有人阻止或妨碍这些普通人的要求、喜爱和希望，那就会有人起来反抗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