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命底憧憬有些相似,不过是相反的罢了。我不得不和我自己施用策略,使我不至让步得太快。我这幸福的人,竟要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橱之间自缢。我也不复挟着枪去打猎了,恐怕会使我起意[705]。我觉得我的生命好似什么人和我戏弄的一场恶作剧。四十年底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将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只在沉醉于人生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生活;但醉意一经消灭,便只看见一切是欺诈,虚妄的欺诈……家庭与艺术已不能使我满足。家庭,这是些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人生底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无意义时,镜子底游戏也不会令人觉得好玩了。最坏的,是我还不能退忍。我仿佛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人,极端愤恨着,因为是迷失了,到处乱跑不能自止,虽然他明白多跑一分钟,便更加迷失得厉害……”
他的归宿毕竟在于民众身上。托尔斯泰对于他们老是具有“一种奇特的,纯粹是生理的感情”[706],他在社会上所得的重重的幻灭的经验从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在最后几年中,他和莱维纳一样对于民众接近得多了[707]。他开始想着,他那些自杀,自己麻醉的学者,富翁,和他差不多过着同样绝望的生活底有闲阶级底狭小集团之外,还有成千成万的生灵。他自问为何这些千万的生灵能避免这绝望,为何他们不自杀。他发觉他们的生活,不是靠了理智,而是—毫不顾虑理智—靠了信仰。这不知有理智底信仰究竟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