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西雅图时，娜奥米曾打来电话。她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说她很担心我。
“别胡思乱想。”我的口气很不耐烦。
“向我保证，你不会胡来。”
“你什么意思？”
我被娜奥米的言外之意——或者更准确地说，我被自以为从她的话中听出的言外之意激怒了。是啊，我曾经在办案过程中情绪失控，也曾经偷了那么几次腥，我们两个有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现在真的不是谈论这个的时候。于是那段时期中所有的歉疚、不满和猜忌如沉滓般泛起。我口气很冲地回敬了她几句，暗暗希望能把这次谈话升级成一次争吵——然而我失败了。娜奥米在电话那头沉默着，长时间地沉默着。最后，是我不堪忍受沉默的重负，挂断了电话。
（李靖波的手指在桌面的信息窗口上滑动，“8个小时后，你接到了古德森的电话。”）
他建议我搭最近的一趟航班回来，却没有告诉我为什么。那时我正在西雅图警察局，自以为抓住了真相的藤蔓。我对他说，我讨厌别人说话含含糊糊，有什么事，我希望他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费解的话：“贝利亚，你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