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历史学家和科学地理学家将科学文明板块构造的不均衡性归结为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尤其是文化资源、认知资源的不均衡性。实际上，早期的科学文明和具体的科学认知过程是在非常有限的认知资源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认知资源表现在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是指面对所呈现的客观对象能不能认识，就后者而言是指有哪些客观对象能提供给人们认识。例如，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从大河流域（尼罗河、黄河）的自然地理环境出发，以翔实的证据论述了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灌溉技术的形成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专制主义”的相关性，进而论述古埃及、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文明和其他地区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李约瑟也论证道：“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贡献是伟大的。像伽利略和维萨留斯等一类人物之所以都出自欧洲，很可能完全不是因为欧洲人有什么内在的优越性，而是由于欧洲有一些有利的环境因素，而这些有利因素过去没有也不能够在具有不同的地理背景以及受其影响的不同社会进程的其他文明中起作用罢了。”[28]确实，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科学文明板块在创造科学文明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长处与贡献。例如，古埃及人和古巴比伦人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经验科学和实用技术。他们的天文学和历法计算比较发达，能够准确地预测一些天文现象和河流的泛滥的时间。同样，印度人的“算术是惊人的”[29]，他们发明的数码对世界数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古希腊人很早就有了一种致思的倾向，擅长于进行几何证明。在几何学家欧几里得那里，一套完美的演绎几何学在当时达到了它的极致状态。在学科方面，中国古代科学以应用科学和实用技术为主，天文学、农学、医学、计算数学、伦理学以及冶金、建筑、水利、化工等学科和技术尤为发达。古希腊则以系统的理论知识和严密的学科体系见长，几何学、逻辑学、文法学、物理学、形而上学、生物学、法律等，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