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官修的史书中，对这些流动着的武装农民，如黄巾、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一律呼之曰“流寇”。“寇”当然是毫无异议的蔑称，“流”却是准确的状态描写。农民只要一流起来，手里握有武器，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尤其流民中的先锋分子，也就是流氓无产者，如朱元璋，暴得富贵，即使坐了江山，也不是能在一代、两代间改变其先天的由于小农经济所造成的文化劣势，尤其是那种心理上的文化劣势所形成的基因，像DNA就更难彻底改变。于是，便注定这些掌权的农民，尽管穿上了龙袍，也是充满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对优势文化的憎恶。政治运动中站在被告席里撅起屁股，准备挨揍者，无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坐在原告席里声严色厉，口诛笔伐，振振有词，触及灵魂还要触及皮肉者，无不自称为苦大仇深的贫民。其实，后来的调查发现，在整个干部队伍中，腐化分子、贪污分子、不可救药分子的大多数，倒不是站在被告席里的“黑五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