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和《汉书》所确立的“正史”规模，使后人感到像是两座难以企及的高峰。即使如此，后辈史家还是在纪传体史书的撰述上，不断有灵活的变通而显示出于继承中有所创新的精神。例如，《三国志》以一书而记三国史事，表现出作者总揽全局的史才；《晋书》继承前人所制“载记”体例，创造性地用于记述十六国历史；各“正史”在志目、类传、史表的取舍上，大多能因时而异，增删恰当，以反映不同时期的社会面貌和历史特点，等等。这里，最主要的一条，是历代史家继承了撰写前代史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十四史”可以被看作中国古代史学之继承和创新相结合所建树的丰碑。
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上文已简略地论及，不再赘述。刘知幾在8世纪初（710年）曾断言，史学的发展，不过是编年、纪传二体的“角逐”、争先。可是9世纪初（801年）却出现了典制体巨著《通典》，12世纪后期（1174年）又出现了纪事本末体著作《通鉴纪事本末》，还有其他一些新体裁的史书陆续问世。《通典》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继承了《周官礼》和历代正史书志的传统，创造出了规模宏伟、结构严谨的典章制度通史。其记事上起黄帝，下迄唐代天宝之末，而所记最晚之事在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年），距上奏此书时间（801年）只有四年。书分九门，以食货为之首，其后依次是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像这样系统、完整的制度史，不仅在中国史学上属于首创，在当时的世界史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35]南宋袁枢所撰《通鉴纪事本末》42卷，虽在内容上尽采自《资治通鉴》，然其形式是以事件为中心，因事命篇，述其本末，全书共立239个事目，略按时间先后编次，记战国至后周史事，断限与《资治通鉴》相仿佛。因事命篇，源于《尚书》；记一事之本末，其萌芽形式在《尚书》，尤其是在《左传》中已经出现。此后，关于这方面的散篇零简，代有所出，史家在理论上也提出过这方面的设想。《通鉴纪事本末》在继承前人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了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通史，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史书发展的广阔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