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翦伯赞先生《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文，进而提出这样的观点：“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10]翦老在史学上有重大的贡献，但是他的上述论断，实为未妥。治史者应将一切文献均视为史料，此固无疑；但若以为史书不如他书可靠，正史不如野史重要，这就轻重颠倒、主次混淆了。大约与翦老撰写上文同时，华岗先生在《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内论述“正史和野史”，也存在着类似的偏向。谢国桢先生的《明清野史笔记概述》一文中对“正史”的看法，我认为也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谢老说：“我感觉到一部‘二十四史’，虽然不能说全部都是谎言，但是官修的‘正史’，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除了记载朝章制度、帝王将相、政治的沿革、官吏的升沉而外，其记社会经济情况，朝野遗闻，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事迹，那就微乎其微。”尽管“二十四史”存在着种种局限性（如阶级的局限性、史料的局限性等），但若把它视为近于谎言的欺骗，似乎有点简单化了。史学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当然是政治统治的工具，是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当今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重新研究全部历史”，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如果只是简单地宣布以往的史书（尤其是正史，或者说是“二十四史”）“不真实”“不可靠”、近于“谎言”等，史学工作者就难以完成上述任务，因为我们仅仅凭借野史或是主要凭借野史，是不能揭示历史的面目的。